文/林园 绘图/秦雁

　　一想到西安城东，便生出亲切温暖之感。对于在西安城东生活了几十年的“老城东”而言，西安城东不仅是一个地理位置，更是一份难舍的情感。那里不同年代的建筑、道路，不同时代的发展景象，早已浓缩为一幅幅动人的画卷，一首首美妙的乐章，珍藏在记忆深处。

　　上世纪60年代的咸宁路

　　在城东生活的日子里，往返最多的线路便是咸宁路和长乐路。作为有着悠久历史的两条动脉线路，它们贯穿西安城东，将新城区、碑林区、灞桥区连接起来。又通过纵横交错的主脉、支脉线路，延伸开去，与更多的区域相连相通。

　　咸宁路最早为隋朝时的春明门街，距今已有1400多年历史。春明门遗址在今春明路南的咸宁西路东段。唐朝时，是东入长安的主要通道，入唐学习者多由此门进入唐都。

　　如今的咸宁路，拓建于1955年，以历史上西安东郊曾属咸宁县而命名。西起环城东路南端城角十字，东至浐河桥。以金花南路、幸福南路十字为界分为咸宁西路、咸宁中路和咸宁东路三个路段。

　　长乐路同样有着千年历史。它因隋文帝在长乐东路北侧建的长乐宫而得名。隋文帝又于长乐东路南侧建了望春亭，并将浐河岸坡亲自命名为长乐坡。后有杨广噩梦，惊慌中来不及穿戴，在长乐路上仓皇向东狂奔至望春亭的历史故事。唐朝时，长安城百万人口及军队的粮食和物资，主要靠江淮漕运补充供给。从东部漕运的粮食和物资就是通过长乐路源源不断地运送而来。

　　如今的长乐路于1954年拓建，西起明城墙朝阳门与东五路相连，东至长乐坡与浐河西路相接。以金花北路和万寿北路十字为界分为长乐西路、长乐中路和长乐东路。

　　两条动脉之路，早期都是土路、砂石路。车行驶过，卷起尘土，车内车外的人灰头土脸。随着经济不断发展，这两条路得到多次整修并拓宽。如今已是平坦、宽阔的柏油路。快车道、慢车道、人行道分隔明晰，车来人往，井然有序。不仅公交车增加了多条线路，而且相继通了地铁。人们出行更加便捷，“挤公交”现象也已成为历史。

　　兴庆湖

　　在咸宁西路北侧，有一个古老的文化遗址公园——兴庆宫公园。它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在唐朝兴庆宫遗址的基础上，历时两年多修建完成。

　　最初的兴庆宫是唐玄宗作为藩王时的府邸，后来进行了大规模扩建。在唐玄宗朝代，兴庆宫是当时的政治中心所在地。兴庆宫内建有兴庆殿、大同殿、沉香亭等建筑。

　　小时候，每逢节假日，父母就带着全家老少一同去兴庆宫公园游玩。从家到公园大约三公里的路程。父亲喜欢推着他的二八自行车，全家人一路有说有笑，其乐融融。去兴庆宫公园，不仅是游玩、消遣，也是一种仪式和纪念。因此，兴庆宫公园成了我家“全家福”照片出镜率最高的室外背景。

　　节假日的兴庆宫公园，人头攒动，游人如织。一次，在沉香亭附近，我跟着家人在人流中慢慢前行。走着走着，突然发现身边的父母不见了。我慌了神，站在原地不知该去哪里。恐惧之余，禁不住哭了起来。我的哭声引起身边游客们的注意。后来，父母焦急地寻找我时，热心的游客告知他们我的方位。最终，我有惊无险地回到父母身边。

　　大象滑梯

　　那时，兴庆宫公园最吸引我的是游乐区。只要走到游乐区附近，欢笑声便阵阵袭来。再走近，就可见大、小两头象造型的滑梯。两头象憨厚又俏皮。尽管是水泥制作，却有着不一般的鲜活气息。黑黑的玻璃眼珠灵动逼真，吸引了无数目光。两头象的背部镶嵌着彩色的小方块玻璃，如同披上了华丽的服饰。高高低低的孩童们有秩序地排着队，从象尾部的台阶登上象头，再坐到象鼻的上端，沿着象鼻子向下一滑，眨眼工夫就到了象鼻头下端。两个象滑梯旁总是挤满了人。除了象滑梯，秋千、独木桥也吸引了不少人。

　　除此之外，在兴庆湖中划小木船也是许多游人的选择。占地15亩的兴庆湖波光旖旎，岸边杨柳轻舞，在美景中漫步的游客为兴庆湖平添了几分浪漫的情调。

　　自从父亲去世，全家总动员式的公园游，便悄无声息地停止了。几张兴庆宫公园背景的“全家福”成为了久远的记忆。

　　上世纪90年代的秦川俱乐部

　　在没有电视机的年代，每到周末，东郊街坊家属院里便会放映电影。虽是露天电影，还要自带板凳，却不乏吸引力。电影还未开始播放，银幕正反两面已经坐满了观众。来晚了，就没有了好位置。没带凳子的人，便溜边找个位置站着看。自从街坊家属院里建了俱乐部，看露天电影的人就少了许多。俱乐部设施齐全，可当作剧院，内有大舞台、灯光、音响、帷幕和容纳几百人的观众席，各类文艺节目、戏剧、舞剧的演出都能在此进行。当然，这里也能放映电影。

　　20世纪70年代前后，父母有时会带着我们去东方俱乐部看戏与文艺演出。这座位于万寿南路东方厂家属院内的俱乐部，是20世纪50年代末期东方厂建的俱乐部。与此同时，周边昆仑厂、华山厂、西光厂等几个军工厂相继建起了俱乐部。几个俱乐部的选址、外观、内设有着诸多相同，功能也基本一致。我对戏剧的认知和艺术细胞的生成就是从那时开始的。除了戏剧和舞剧，演唱、魔术和杂技等表演也很受欢迎。

　　20世纪八九十年代，逢年过节或是厂里举办活动，便可在秦川俱乐部（后改称秦川文化宫）观看由职工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每到寒暑假，中小学生精心排练的节目也会登上文化宫的舞台。

　　文化宫的周末影讯也备受关注。20世纪90年代初，秦川俱乐部举办了一次奥斯卡金像奖获奖影片展映。展映过程中，针对影片拍摄手法、人物表现等方面有专业的画外音讲解。我看的那场展映，凌晨才结束。那是我第一次领悟“蒙太奇”手法在电影中的应用。虽然展映票价比平日贵了些，但我认为那样的影展值得一看。

　　如今，东方俱乐部和秦川俱乐部均已拆除，在原址建成了住宅楼，但那时俱乐部的热闹景象和文化气息却常常在我的脑海中浮现。

　　上世纪80年代的西安基础大学教学楼

　　西安基础大学是一所位于咸宁中路北侧的学校，于20世纪70年代末建起。起初这里是一片种植蔬菜的农田，距离我家不到500米。小时候，我常跟着小伙伴们在田埂玩耍。中学期间，我每天清晨在咸宁路上跑步。自从这所学校建成后，每次跑步经过学校门口，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望其一眼。

　　我曾就读过的小学，距离我家只有大约500米，并且不用过马路。中学稍远一点，也不出1公里。18岁之前，我通常活动的范围是以家为圆点，以1公里长度为半径来丈量的。对外面世界的认知和了解不是来自于书本中的文字，而是出自长辈、老师之口。随着年龄渐长，我越来越好奇外面的世界，想亲眼看看外面的世界，到底是怎样的精彩。于是，我把希望寄托在上大学。期望能考上外地的大学，能远离家，去遥远的地方读书。可事与愿违，我偏偏被西安基础大学，这所家门口的大学录取。

　　开学后发现，同学们去吃饭的地方比我家还要远。中午下课后，许多同学不愿意在学校食堂吃饭，而是去公园南路集贸市场或附近的餐馆就餐。我虽然也很想跟着同学们一起去，但也只能想想而已，原因便是离家太近。在这个只有两个小时休息时间的中午，我找不出不回家吃午餐的理由。另外，相比其他几位家庭成员，我回家的路程最短。每逢中午，我总是第一个回到家中。做午饭便成为理所应当之事，跟上中学时没什么区别。

　　基大的校园不大，学生大多来自西安各区县，有少数学生是来自其他地市的委培生。进了南大门便是主教学楼，主教学楼距离咸宁路只有二三十米的距离。那时，咸宁路上的车辆不多。我们班就在主教学楼上，上课即使开着窗户，也不觉得马路上的汽车有什么影响。学校对面是微波厂家属院，家属院门口的小卖部是同学们经常光顾的地方。每到课间操时间或是午饭后，小卖部里就会人头攒动，而顾客大多是戴着校徽的校友。

　　学校的北门与西北纺织工学院的操场相邻，我们的体育课基本是在纺院的操场上进行，游泳课例外。为数不多的游泳课是在位于学校西面，相距不到1公里的陕西机械学院内进行的，那里有个不错的游泳馆。西安基础大学虽然建校时间不长，但也被周边学校的师生们所熟知。曾经西安交大的校友来我班，邀请同学们参加他们的周末舞会，但都被男班干部回绝了。后来，女生们便自发去参加陕机院和西安交大的周末舞会。沿着咸宁路向西，一路步行，有说有笑，不一会儿就到了目的地。

　　相比那些背着行囊，长途跋涉求学的学子们，能在家门口上大学，确实有诸多生活上的便利，也被许多人羡慕。但它真的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吗？我却不以为然。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康复路批发市场门头

　　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后，西安城东的咸宁路、长乐路、万寿路、红缨路等路段及人口密集区域成为首批商业规划建设的重点。相继建成咸宁路百货商场、长乐百货商场、韩森寨百货商场、胡家庙商场、解放百货大楼等大型综合商场。初建时的商场是仿苏式的建筑。一色的青砖外墙，人字形红瓦屋顶，木制门窗，散发着古朴典雅、端庄之气。

　　虽然那时商场里的货品不像现在这样丰富，但日常生活所需还是能够满足的。那时人们生活节俭，物品都是极尽其用，旧了坏了要先修理，而不是直接丢弃。那年代，家里有三五个孩子是再平常不过的现象。加上老人，家庭总人口数基本都在六七人以上。再怎么节省，家庭每日的生活必需品也是少不了的。这样一来，每逢周末或节假日，商场里各个柜台前都会排着几十人的队伍，人气颇旺。

　　位于万寿路西侧的韩森寨商场有些特别，不同于其他几个商场的是：它坐落于一个独立的院落内，院门面向万寿路。走进院子，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主楼，主楼四周是横竖整齐的几排平房。商场犹如一个建筑群组合。商场内地面铺着青砖，店内除了货架、柜台和整齐摆放的商品，没有任何令人眼花缭乱的广告，给人以朴素、整洁之感。

　　那时，商场内有一个特殊的景象——空中分布着网状的绳子“轨道”，绳子“轨道”上是飞来飞去、夹着票款的夹子。每组柜台上端都有两条通往收款台的绳子，一条用于柜台发起交款，另一条用于收款台退回票款。各组柜台卖货的收据和钱款，通过绳子“轨道”发送到收款台，由收款员集中受理。营业员接到受理完毕退回的票款后，连同货品一同交给顾客。顾客只需在购物柜台前等候即可。

　　每到春节前，商场里更加热闹，大多都是采买年货的人。也有不少跟着父母一道逛商场、凑热闹的孩子。

　　每逢去商场，因为人多，为了减少排队时间，父母便分头行动。父亲买食品，母亲则买其他生活用品。我们姐弟几人都喜欢跟着父亲，因为父亲会给我们买一些糖果、点心。母亲很细致，她在出门前，就把给全家老小做新衣裤所需的尺寸写在一张小纸片上，不会多买一寸布。布料买回家，父亲裁剪，母亲用缝纫机缝制。作为工程师的父亲，不仅设计制图精准，裁剪技艺也是了得，常被街坊邻居夸赞。为此，邻居们经常来求教。为了方便邻居不同身形尺寸的需要，父亲找来废弃的纸盒，制作了衣裤的裁剪样板。有了裁剪样板，邻居们做新衣服就省了不少时间，也容易多了。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市场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各类集贸市场、专业市场、批发市场如雨后春笋般蓬勃生长。批发市场数量多、规模大，这些特点在那个时代，成为西安城东商贸的标签。

　　20世纪80年代初，在康复路建成了康复路批发市场。随着市场交易量的不断增大，商户和经营品种的日益增多，康复路批发市场在西安乃至全国已经闻名遐迩。与康复路两端相接的长乐路、长缨路上也相继建成了几个批发市场。说是批发市场，其实市场不仅做商品批发业务，零售生意也做。由于价格低，批发门槛低，不仅吸引了众多商贩前来进货，也吸引到不少零买的消费者。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工作生活的地方就位于西安城东批发市场集中的区域。也因为此，我有幸见证了城东批发市场的兴起和发展，也体验了在批发市场价廉物美的乐购。

　　20世纪90年代初，通过“退二进三”，在西安市电扇厂旧址建成了西北羊毛衫城。这是西北地区最大的羊毛衫批发市场，市场内除了几个交易大厅，还有数百间精品屋。货品种类多，人气旺。

　　城东的几个批发市场，几乎每一个我都光顾过。我去过次数最多、购买数量最多的批发市场当属西北轻工批发市场。这个位于长乐中路、20世纪90年代初建成的批发市场，赶上了市场经济发展的大好形势，几年工夫就跻身全国十大市场的前五名。

　　轻工市场最吸引我的是儿童玩具车。大到挖掘机、翻斗车、油罐车，小到各类缩小版仿真车。为了迎合儿子的喜好，几年工夫，我买的玩具车排起队来，能有几十米长。

　　至今，我家书柜里还存放着一个在轻工市场购买的摇臂卷笔刀。二十多年过去了，这款卷笔刀，除了塑料外壳的颜色没有当年鲜亮外，其他功能依然如初。正应了店老板的话：“这款卷笔刀你能用至少十年。”当时就是店家一脸的诚恳打动了我。虽然家里的几个老物件并不值钱，但我却依然珍爱。老物件有着难忘的故事，既是家庭生活的见证者，也是家风传承的信物，我喜欢这种感觉。

　　纺织城坐落于白鹿原西北部，古称郭家滩。新中国成立前，这里沟壑纵横，杂草丛生，野狼出没。

　　1953年，国家在此筹建棉纺工业基地，先后建成4个棉纺厂和1个印染厂。纺织城也因这些大型纺织企业集中而得名。

　　在我居住的街坊里，有位相貌清秀，操着上海口音的叔叔娶了一位皮肤白嫩、娇小可人的纺织女工，这位女工就在纺织厂工作。那时我对纺织厂还没有具象化的概念。真正见识纺织厂还是在我上大学之后。

　　大二开始，我们开设了专业课。为了对《商品学》有更深入的学习，学校组织去纺织厂，参观学习布的生产过程，了解纺纱、织布、印染等工艺流程。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全班同学坐车来到了纺织城。按照事先安排，几个小组分别走进了国棉厂、印染厂的厂区和车间。在宽敞的车间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台台摆放整齐的机器和在机器旁操作的纺织女工。女工们人人穿着白色的围裙，戴着白色的帽子。我们对车间里的一切充满好奇，感觉自己的眼睛都不够用了。当我站在纺纱机旁，刚发现纱线的断头，一旁的纺织女工便迅速将断线头连接成了一个蝴蝶式样的精巧小结。小结随着纱线的转动，眨眼工夫就消失不见了。

　　离开纺纱车间，我们刚走到织布车间外，重重的金属撞击声伴随着特有的节奏阵阵传入耳中。走进车间，说这声音震耳欲聋，一点都不夸张。因为织布机的噪声太大，女工们在车间里要大着嗓门喊着说话，不然就听不清对方在说什么。

　　印染车间里安静了许多，但漂白剂、印染剂散发的化学药水气味很浓，刺鼻难闻。经过一道道印染工序之后，白色的布面已被蓝色覆盖，秀丽的小朵黄花错落有致地镶嵌其中，整个图案富有立体感，形象逼真。随着印染机滚轴的转动，布匹柔美地飘落下来，像仙女下凡一般。我们不由得驻足，惊叹着不肯离去。这美丽动人的画面定格在了我的脑海之中，至今历历在目。

　　数十年过去了，西安城东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今高楼林立，面貌崭新。曾经的过往已成历史，但城东的变化仍在继续。每次去城东转转，总是能看到令人耳目一新的景象。作为城东的老住户，我对城东始终关注，也对城东的未来充满希望。(西安晚报）